家礼（宋·朱子）

提要

　　(臣/)等谨案：家礼五卷，旧本题宋朱子撰。案王懋竑《白田杂著》有《家礼考》曰：“家礼非朱子之书也。家礼载子行状，其序载于文集，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，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載于家礼附录。自宋以来遵而用之，其为朱子之书几无疑者矣。乃今反覆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。李公晦叙年谱，家礼成于庚寅，居祝孺人丧时。文集序不纪年月，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。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之语，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，有士人录得，会先生葬日携来，因得之。其录得携来，不言其何人，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。黄勉斋作行状，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，其后多有损益，未及更定。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，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。家礼后亦然。敬之朱子季子，公晦、勉斋、安卿皆朱子髙第弟子，而其言错乱，不可考据如此。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、吕伯恭书，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。汪吕书在壬辰癸巳，张书不详其年，计亦其前后也。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，家礼既有成书，何为绝不及，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?陈安卿录云：‘向作祭仪祭説甚简而易晓，今已亡之矣。’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説而非家礼，明矣。文集语录自家禮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，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。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，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。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后，云‘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増损，举纲张目以附其后。顾以衰病不能及。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。’甲寅距庚寅二十年，庚寅已有成书，朱子虽耋年，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此语耶?窃尝推求其故，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。盖自附于后之君子，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。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，而于家礼反有不合。家礼重宗法，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，而序中绝不及之，以跋语所未有也。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，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。敬之但据所传，不加深考，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。公晦从游在戊申后，其于早年固所不详。祗叙所闻以为谱，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餘年。其时家礼已盛行，又为敬之所传录，故不欲公言其非，但其辞略而不尽。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，则其微意亦可见矣。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，又见行状年谱所载。廖子晦、陈安卿皆为刊刻，三山杨氏、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，尊而用之，不敢少致其疑。然虽云尊用其书，实未有能行者。故于其中谬误亦不及察，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礼云尔。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，仅见于明邱仲深浚所刻家礼中。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，未有以解世人之惑。仲深亦不以为然。故余今编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于后，而一一详注之。其应氏、邱氏语亦并附焉。其他所载謬誤亦数十条，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，而余亦得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云云。其考證最明，又有《家礼后考》十七条，引诸说以相印证，《家礼考误》四十六条，引古礼以相辨难。其说并精核有据。懋竑之学笃信朱子，独于《易本义》九图及是书龂龂辩论不肯附合，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。然自元明以来，流俗沿用，故仍录而存之，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。

　　总纂官(臣/)纪昀、(臣/)陆锡熊、(臣/)孙士毅

　　总校官(臣/)陆费墀

家礼序

　　凡礼有本有文。自其施于家者言之，则名分之守、爱敬之实，其本也;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，其文也。其本者，有家日用之常礼，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;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。虽其行之有时，施之有所，然非讲之素明、习之素熟，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，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。三代之際，礼经备矣。然其存于今者，宫庐器服之制、出入起居之节，皆已不宜于世。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，然亦或详或略，无所折衷。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，缓于实而急于文，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，而困于贫窶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。熹之愚，蓋两病焉。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，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，以为一家之书。大抵谨名分、祟爱敬以为之本。至其施行之際，则又略浮文务本实，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逬之遗意。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，庶几乎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、謹终追逺之心犹可以复见。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，亦或有小补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