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经会元（宋·叶时）

提要

　　(臣/)等谨案礼经会元四卷，宋叶时撰。时字秀发，钱塘人。理宗朝龙图阁学士，光禄大夫致仕，卒谥文康。是书名曰释经，而实不随文笺疏，但举周礼中大指为目，凡一百篇，皆旁通以畅其说。盖取镕经义，以自成一家言者。

　　时与朱子友善，深诋王安石新法，谓程子所云有关睢麟趾之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，度正为安石而发，是固然矣。至其言冬官不必补，而訾河间献王取考工记附周礼适以启武帝之忽略是经，甚且以为坏周礼自郑康成始，皆过于非议古人，未免自立门户之习。其他臆断之处，虽时有之，然亦颇有深切著明可以施于实用者。盖时于经世之具尝究心焉，未可概以经生常业例也。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。

　　总纂官(臣/)纪昀(臣/)陆锡熊(臣/)孙士毅

　　总校官　(臣/)　陆费墀

礼经会元卷一上

　　宋，叶时撰

　　礼经

　　知有圣人之治法，当知有圣人之道法。离道于法，非深于周礼者也。欲观周礼，必先观中庸。中庸曰：“大哉圣人之道，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，优优大哉。”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待其人而后行。夫礼仪三百，经礼也，说者谓周礼是也;威仪三千，曲礼也，说者谓仪礼是也。二书皆周公所述也。中庸言圣道发育万物，复敛而归之礼仪威仪之中。何哉?盖圣人之道，洋洋乎极于至大而无外，优优乎入于至小而无间。周公所书，虽曰制度文为之所在，而圣人所以生物不穷与天并立者，实出于其中。是诚中而不偏之正道，庸而不易之正理。不如是，乌足以生民立极，为万世开太平也哉!虽然，有周公则周礼作，有成王则周礼用。制而用之，存乎法;推而行之，存乎人。昔周公相成王，兼三王之事，监二代之文，夜以继日，坐以待旦，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，垂至治之法，而先有乱日之忧，处极盛之时，而逆为衰世之虑，纪纲制度，纤悉必备。于是乎，周礼作焉。君臣同德，相与图维以立政无逸之规模，而植立凫鹥既醉之事业，以蓼萧行苇之恩意，而讲明洛诰周官之典刑，精神心术，亹亹忘倦。于是乎，周礼用焉。井牧始于黄而九夫经野之制备，弼服昉于尧而九畿分国之制详，典刑俶于舜而五刑丽民之制具，施诸今而不悖，稽诸古而益彰。此三者，道之所以行也。然此犹其大者，又次如冠婚丧祭之文，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，无不竭吾心思而经画之。微而至于羽毛鳞介之形，又微而至于蠹狸蛙黾之类，而必为之区处，各当而后是礼也。举本而不遗末，语精而不遗粗。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，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，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。即此一书，可以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，非徒为三百礼文而已。此周公之道，所以为周公之法与!然周公岂有他道哉?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。周礼一书，皆此道也。战国孤秦而下，道已不得其传，而周公之法隳。汉武号为有志于道，然承嬴刘之弊，井田行而阡陌封，封建裂而郡县肉刑变而笞箠三者，行道之本，汉去古未远，且不能以渐复区区官名之定，服色之易，正朔之改，曾无补于治道之万一。河间所献之书，且不肯过目，况望其勉劝行道乎?刘歆生当阳九之厄，百六之会，乃欲取之以辅新莽。彼何人斯，敢轻议礼!吁，周公之法不行，周公之道无恙也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后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礼为真圣人所作，而曰：“不井田，不封建，不肉刑，欲行周公之道，不可得也。”是亦徒发望洋之叹耳。世儒尝恨太宗不能修复古制，以为唐自元魏北齐以来，授民以田，分民以乡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。继以苏绰在周，约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，微有端绪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。又继以隋文帝之富盛，苏威高景之损益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。太宗蹑其后而行之，使其深观详察，纤悉委曲，有以补前代之未备，则唐之治为周之治。惜太宗之不为此也。然观魏齐周隋之时制度，近古而卒无善治者，道失其传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。今观贞观之治，世业以受田，租庸调以取民，七百三十负以建官，十六卫八百府以置兵，法非不良，政非不善，终不保其后之不变。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，而惟咎其法之未尽，不思太宗行仁义方四年，遽满心于既效，已德色于致平。圣人发育峻极之妙，果如是易谈邪?彼知周公之法不行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，安知周公之道不行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与?盖自周衰，道之不行久矣。子思子已逆知后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。故曰：“待其人然后行。”金陵王氏以儒学相熙宁，而尝一用周礼。奈何新经行而僻学兴，新法立而私意胜，末流之弊，罪有浮于汉儒者。故程明道曰：“有关睢麟趾之意，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，正为斯人发也。”乌乎，道其不行已夫!后世身君师之责者，有能思周公之所思，行周公之所行，庶乎其可以为成周之治矣。不然，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，未可以语周礼也。

　　注疏

　　周礼之出自刘德始，累周礼者亦自刘德始;周礼之立自刘歆始，诬周礼者亦自刘歆始;周礼之传自郑康成始，坏周礼者亦自郑康成始。昔秦人灭学，周礼以藏之山岩屋壁而仅存。武帝时，有季氏得之以上。河间献王德全书不得见，得见五官斯可矣。河闲献王乃以考工记补之。司空一职，岂考工记之事邪?观其言曰：“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其一焉。”是以治教刑政之属特与工匠器械等耳。即此一语，可谓不识周礼矣。异时奏入秘府，周礼虽存，而汉君诋之以为末世铄乱之书，得非刘德一记累之邪?故曰：“累周礼者刘德也。”周礼一书，既不得行于武帝之世，至成帝时，有刘歆者独识其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，亦云幸矣。奈何身为国师，取之以辅王莽，乃为泉府理财之说。于是六干立法，则郡皆置市官。即此一说，可谓不知周礼矣。当时奏入学官，周礼虽存，而汉儒訾之以为六国阴谋之书，得非刘歆一法诬之乎?故曰：“诬周礼者刘歆也。”虽然，累周礼者其罪小，诬周礼者其罪大。诬周礼者其法在，坏周礼者其法亡。何则?刘德补亡善学周礼者皆知其为不类，刘歆立法善用周礼者皆知其为不经。礼经之学，所赖以相传者诸儒讲明之功也。今杜子春得之于刘歆，郑兴郑众得之于杜子春，郑康成号为囊括六典，网罗众家，盖亦知所折衷矣。胡为不抱遗经推究终始，而乃凭私臆决旁据曲证，此周礼所以不明，而召后儒纷纭之议也。大抵康成说经有五失：一引纬书，二引司马法，三引春秋传，四引左氏国语，五引汉儒礼记。姑摭一二言之。周礼无天帝之异名，而注有北辰耀魄宝之说，后儒是以有天帝之辨，此纬书之失也;周礼无分野之明文，而注有岁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说，后儒是以有分野之惑，此文国语之失也;丘乘之政在周礼可推也，郑则曰甸出长毂一乘，丘乘当为丘，甸则丘乘之法坏矣，此司马法误之也;冕服之章在周礼可覆也，郑则曰三辰旂旗王服正为九章，则服章之制紊矣，此以春秋传误之也;内司服以袆衣为后饰，追师以副编为后饰，而注曰夫人副袆，则王后夫人之饰又乱矣，此又以礼记误之也。不思汉儒纬书非圣人之书，穰苴兵法非圣人之法，左氏之语多诬，戴氏之记多杂，其可引援以证圣经邪?不特此尔。以御史大夫比小宰，以城门校尉比司门，以少内譬职内，以尚书准司会，以尚书作诰文类，御史官制已大戾矣。以汉算方九赋，以莽制比国服，以国服为息，加师旅，以殷周变制议封建，以乡遂异制，诬井田，以贡助异法，释畿内邦国之税，此皆害周礼之大者也。自康成之注既行，而贾公彦一疏一惟郑注之是解，周礼制度合与不合不暇究矣。儒者沿袭注疏之文，考之于经而不合，遂指周礼为非周公之全书，是敢于叛圣人之经，而不敢违汉儒之说也。吁，刘歆之诬周礼，一时之失，而周礼之法尚在;郑康成之坏周礼，千载之惑，而周礼之法几亡。然而法未尝亡，礼未尝坏。读周公之礼而行周公之法，亦惟以圣经为据，斯可也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