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礼经传通解（宋·朱熹）

提要

　　(臣等谨按)：《仪礼经传通解》共三十七卷，续二十九卷，是宋代朱熹所撰的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。最初名为《仪礼经传集注》，朱熹在乞修三礼的劄子中提到，以《仪礼》为经，而取《礼记》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关于礼的内容，附于本经之下，并列举了注疏诸儒的解说，使整个体系有条不紊。然而，这个劄子最终并未上呈。晚年时，朱熹对这部书进行了修订，并改名为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。

　　朱熹去世后，嘉定丁丑年(1217年)，该书在南康刊板，共有家礼五卷、乡礼三卷、学礼十一卷、邦国礼四卷，合计二十三卷，分为四十二篇，其中缺少《书数》一篇。《大射》至《诸侯相朝》八篇尚未定稿。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共十八卷，仍为之前草创的本子，故仍用旧名《集传集注》，这部分称为王朝礼，缺少《卜筮》一篇。目录中《践阼》第三十一以后的序说均缺失，可见是未完成的版本。

　　书中所载《仪礼》各篇的顺序与传统不同，也有颇多的整理和划分。例如，《士冠礼》中的“三加”礼仪，原本在祝辞之后，被移到前面，在陈设器服、戒宿、加冠等环节之后，最后引用《杂记》中关于女子十五岁许嫁则笄的记载，作为经文的补充，设立女子笄的条目，此类改动不胜枚举。尽管这些改动可能割裂了古义，但在王安石废除《仪礼》，仅保留《礼记》之后，朱熹为了纠正这种舍弃经文、依赖传文，遗忘根本的做法，编纂此书以保存先圣的遗制。他将章节表目清晰列出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，这也是考校礼制的人所不能废弃的。

　　至于丧礼和祭礼两部分，则是由朱熹的门人勉斋黄干完成的。据原序中引用黄干的话说，他起初编纂丧礼和祭礼，初步完成后，呈给朱熹审阅，朱熹很高兴，并说黄干所立的丧祭礼规模很好，以后可以取自己所编的家乡、邦国、王朝礼，全部按照这个格式进行修订。因此，黄干所编的丧祭礼基本符合朱熹的意图。

　　然而，黄干仅完成了丧礼十五卷，于嘉定己卯年(1219年)成书，祭礼则尚未订定，而黄干本人也已去世。四年后的壬午年(1222年)，张虙在南康刊印了这些书籍，但也是未完成的版本。后来，杨复重新修订祭礼，郑逢辰将之进呈朝廷。杨复在序中提及黄干的书，说丧礼十五卷之前已缮写完成，丧服图式另为一卷，附于正帙之外。此前提到的丧服图式和祭礼草稿仍有未及订定的遗憾，可见别卷之意在于此。杨复又自序其书，说明南康学宫旧有家乡、邦国、王朝礼，以及张虙续刊的丧礼，又取祭礼草本并刊保存。他不自量力，将草本参以所闻，稍加修订，以继续完成此书，共十四卷。现在，从卷十六至卷二十九都是杨复所重修的，加上之前的《经传通解》及《集传集注》，总计六十六卷。虽然编纂并非一人之功，但脉络相承，规模一致，考古礼者在其间可以略窥梗概和节目。

　　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

　　总纂官：臣纪昀、臣陆锡熊、臣孙士毅

　　总校官：臣陆费墀

《仪礼经传通解》旧序

　　南康旧刊朱文公《仪礼经传》与《集传集注》，而丧祭二礼却空缺，大概是朱熹委托门人勉斋黄干进行整理，但未能完成。张虙来到南康，听说勉斋已经去世，深感遗憾，因为朱熹的志向未能完成。同乡好友间有人说，勉斋确实曾起草过，现在南剑州的陈史君处有此书，想要补全此书，可以向南剑索要。南剑得知此事后，果然将书送来，并派了几位刻工来。于是，刊刻工作又进行了一年才完成。这虽然是丧祭二门，但卷帙比之前的书多出三分之一。刻书的工作，乡贡进士杨用贡献最大，另外还有王镇圭、童居钦、黄嵩三位先生协助。他们校阅精审，错误和脱字被一一改正。张虙感叹自己虽然生得晚，但未能亲识朱熹，虽不能亲见文公，但能见到勉斋也是幸事，然而又失去了这个机会。南康是文公遗爱之地，高山仰止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。现在能够补全朱熹想要表述的书籍，完成他平生传受的志向，难道不是幸运之事吗?只是，闲时学习礼度，不如瞻仰仪刑;讽味遗言，不如亲承音旨，这正如古人所言，捧卷之余，不禁为之三叹。嘉定癸未孟秋上浣，四明张虙识。

目录

　　钦定四库全书 《仪礼经传目录》

　　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礼古经五十六卷，经十七篇。”注：“后氏、戴氏。”今按，此即今《仪礼》也。十七本作七十，临江刘敞云当作十七，计其篇数则然，今从之。永嘉张淳曰：“汉初未有仪礼之名，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，遂合而名之也。”记百三十一篇，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明堂阴阳三十三篇，古明堂之遗事;王史氏二十一篇，七十子后学者;曲台后仓九篇，如淳曰：“行礼射于曲台，后仓为记，故名曰曲台记。”明堂阴阳说五篇;周官六篇;周官传四篇，王莽时刘歆置博士。(师古曰：“即今《周官礼》也，亡其冬官，以《考工记》充之。”)刘歆曰：“《易》曰：‘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，然后礼义有所错。’而帝王质文，世有损益，至周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，故曰：‘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’”(今按：礼经、威仪，《礼记》作“经礼”、“曲礼”，《中庸》以礼经为礼仪，郑玄等皆曰：“经礼即《周礼》三百六十官，曲礼即今《仪礼》，冠昏吉凶，其中事仪三千，以其有委曲威仪，故有二名也。”)臣瓒曰：“《周礼》三百，特官名耳;经礼谓冠昏吉凶，盖以《仪礼》为经礼也。”而近世括苍叶梦得曰：“经礼，制之凡也;曲礼，文之目也。先王之世，二者盖皆有书，藏于有司，祭祀、朝觐、会同，则大史执之以莅事，小史读之以喻众;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，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，亦此书也。”愚意礼篇三者，礼器为胜，诸儒之说，瓒、叶为长。盖《周礼》乃制治立法、设官分职之书，于天下事无不该摄，礼典固在其中，而非专为礼设也。故此志列其经传之目，但曰《周官》，而不曰《周礼》。自不应指其官目以当礼篇之目。又况其中或以一官兼掌众礼，或以数官通行一事，亦难计其官数以充礼篇之数。至于《仪礼》，则其中冠昏、丧祭、燕射、朝聘，自为经礼大目，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。但《曲礼》之篇，未见于今何书，为近;而三百、三千之数，又将何以充之耳。又尝考之，《经礼》固今之《仪礼》，其存者十七篇，而其逸见于它书者，犹有投壶、奔丧、迁庙、衅庙、中霤等篇;其不可见者，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，而明堂、阴阳、王史氏记数十篇，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馀篇。傥或犹有逸在于其间者，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，则其初固当有三百馀篇，亡疑矣。所谓曲礼，则皆礼之微文小节，如今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、《内则》、《玉藻》、《弟子职》篇所记，事亲、事长、起居、饮食、容貌、辞气之法，制器、备物、宗庙、宫室、衣冠、车旗之类，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。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，然条而析之，亦应不下三千有馀矣。若或者专以经礼为常礼，曲礼为变礼，则如冠礼之不醴而醮用酒，杀牲而有折俎，若孤子冠母不在之类，皆礼之变，而未尝不在经礼篇中;坐如尸、立如齐，毋放饭、毋流歠之类，虽在《曲礼》之中，而不得谓之变礼，其说误也。

　　及周之衰，诸侯将逾法度，恶其害己，皆灭去其籍。自孔子时而不具，至秦大坏。汉兴，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，讫孝宣世，后仓最明;戴德、戴圣、庆普皆其弟子，三家立于学官。(今按，此即上文误作七十篇者)礼古经者，出于鲁淹中及孔氏，苏林曰：“淹中，里名也。”(今按，及孔氏旧注属下句。刘敞云：“孔氏，安国所得壁中书也，当属上句。”)(今按，此即上文五十六卷者，其读当从刘氏。)与十七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(今按，与本作“学”，十七本作七十。刘敞云：“学当作与，七十当作十七，五十六卷除十七，正多三十九，其说是也。盖上文经七十篇，本注后氏、戴氏，又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，后仓二戴皆其弟子，则彼所谓后戴之礼，即是传，此高堂生之所得，而今号《仪礼》者也。况刘氏所考，于所增多篇数适合，而上文经目又别无高堂生十七篇之礼，其证甚明。贾公彦疏亦云：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似。是唐初时，《汉志》犹未误也。故知此误错三字，皆当从刘氏说。)及明堂、阴阳、王史氏记，所见多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之制，虽不能备，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。(师古曰：“愈与愈同，愈胜也。”)(今按，诸记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，与经文本不相杂，疑今亦多见于本篇后记及二戴之记、《孔子家语》等书，特不可考其所自耳。又张淳云：“如歆所言，则高堂生所得独为士礼，而今《仪礼》乃有天子、诸侯、大夫之礼，居其大半，疑今《仪礼》非高堂生之书，但篇数偶同耳。”此则不深考于刘说所订之误，又不察其所谓士礼者，特略举首篇以名之，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，盖专指冠昏丧祭而言;若燕射、朝聘，则士岂有是礼而可推耶?)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戴德、戴圣与刘向《别录》，十七篇次第，皆冠礼第一，昏礼第二，士相见第三。自兹以下，大戴即以士丧、既夕、士虞、特牲、少牢、有司、乡饮、乡射、燕礼、大射、聘礼、公食、觐礼、丧服为次;小戴则以乡饮、乡射、燕礼、大射、士虞、丧服、特牲、少牢、有司、士丧、既夕、聘礼、公食、觐礼为次。皆尊卑吉凶，先后杂乱，故郑说不从之;唯刘向《别录》，大射以上七篇与小戴同，而其下乃以聘、食、觐礼、丧服、士丧、既夕、士虞、特牲、少牢、有司为次，皆尊卑吉凶，次第伦叙，故郑用之也。”又曰：“《仪礼》之次，贱者为先，故以士冠为先，无大夫冠礼，诸侯冠次之，天子冠又次之;其昏礼，亦士为先，大夫次之，诸侯次之，天子为后;诸侯乡饮酒为先，天子乡饮酒次之，乡射、燕礼已下，皆然;又以冠昏、士相见为先后者，以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娶，四十强而仕，即有挚见乡大夫、见国君之等;又为乡大夫、州长行乡饮酒、乡射之事已下，先吉后凶，凶尽，则又行祭祀吉礼也。”